胡德平
  耀邦同志認為,“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,嚴重以權謀私,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、本部門的小集團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,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”。
  當前的反腐鬥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十分必要的,也是解決黨內兩種矛盾的有效途徑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、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,長期與階段之分,但最終還是要看,依憲執政、依法行政,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;防腐廉政的制度、體制、機制建立起來沒有。
  大好形勢下

  黨內滋生的消極現象
  1986年4月9日,耀邦同志在“端正黨風工作座談會”上講道:“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,包括某些高級黨委,談不上有什麼健康的政治生活,關係學盛行,政治空氣淡薄。或者說,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,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。”
  今天我國不管是肯定、擁護改革事業的人,還是否定、反對改革的人,都會對1978年改革的源頭、改革初期取得的成就,達成相當程度的共識。因為那時結束了動亂的“文革”;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,打破了以“階級鬥爭為綱”對人們思想上的束縛;平反昭雪了“文革”及“文革”以前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內和人民內部的冤假錯案;併為社會主義改造以後,大量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摘了帽子。那時的農村改革和初期的城市改革,號召人們不吃國家的大鍋飯,不端政府的鐵飯碗,打破平均主義,鼓勵人們在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體制外,發展多種經濟成分,都是極得人心的開明創新之舉。人們第一次感受到在新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,自己還可以自謀生路,自己創業,併為祖國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。1954年,劉少奇同志在解釋我國第一部《憲法》時,曾說過這樣一句話:每個公民只要認識到,只要他沒有做過違法的事,他就不用害怕夜晚有人來敲他的門,憲法就會保護他的安全和自由。但很快《憲法》就失去了它的作用。1979年開始,我黨把法律、法制建設提到全國人民的政治、社會生活之中,我國的社會秩序、治安迅速好轉,人們有了更多的安全感。
  耀邦同志當時作為黨中央集體領導的一員,他當然會為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,人民事業欣欣向榮的發展深受鼓舞。但外人不知的一種惆悵、憂慮、擔心卻從他心中慢慢升起。1986年4月9日,他在“端正黨風工作座談會”上做了題為《關於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》的講話。
  耀邦同志在這次講話中毫不客氣地說:“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,包括某些高級黨委,談不上有什麼健康的政治生活,關係學盛行,政治空氣淡薄。或者說,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,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。”他把這些消極現象說得很嚴重,又是在我國形勢全面轉好的情況下,他說的這些話,是否有些不合時宜呢?是否會得罪很多人,影響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呢?
  那時他說的“關係學盛行”,“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”,我們今天也不陌生!我記得整黨期間,我和父親有次談話。我說:現在改革的形勢很好,但一些人不願意改。改革方要說一萬條理由才能允許改,反對改革方只要說一個“不”字,就不能改。但能否對整黨中消極現象的處理也有節有度呀!未想到父親大光其火,嚴厲訓斥我:別人這麼說,你也這麼說!改革和整黨有什麼矛盾,怎麼不能統一!他這樣的態度,是我生平所未見。
  1988年他已從總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,那年我國物價飛漲,公款吃喝愈演愈烈,茅臺酒價每瓶從35元飛漲到140元。父親提倡的四菜一湯的內部招待標準,早被某些生活“時尚”方式,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。為此,他在煙臺根據李白的《月下獨酌》即興作詩一首:
  天若不愛酒,酒星不在天。
  地若不愛酒,地應無酒泉。
  天地既愛酒,愛酒不愧天。
  酒價年年漲,酒癮月月添。
  量小非君子,醉昏才算仙。
  滾他媽的蛋,為政在清廉。
  暑期我帶著兩個孩子看他時,他拿出詩給我看,詩雖然寫得通暢幽默,行雲流水,我卻怎麼也笑不起來,因為他的詩還反映一種直抒胸臆的憂慮和憤懣。若干年後,我才慢慢醒悟過來,他在我黨的一個特殊的年代,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,不管是否扮演的是一幕悲劇角色,但他扮演得有始有終,心口如一,我認為值得!他的言行沒有擬好的臺詞,沒有固定的導演,不能算盡善盡美,卻一直在儘量追逐著一個人民公僕的真善美。2010年11月20日,胡啟立同志在紀念父親誕辰會上回憶父親對他的談話:“啟立,你一定要記住,任何時候,在任何條件下,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!”
  耀邦同志對黨內

  兩類矛盾的梳理
  耀邦同志將當時黨內的矛盾清晰梳理出兩類: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;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。他把黨內的消極因素區分為這樣兩種,並提出了黨內對抗性矛盾的看法。
  耀邦同志是如何認識分析黨內那時存在的各種矛盾呢?他清晰梳理出兩類矛盾。他認為:“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;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。”
  第一類矛盾,他認為有其經常性,只要工作、做事,就會有工作上、認識上的不同意見。這類矛盾絕不會因為我黨的方針、路線的正確,就消弭具體工作上的失誤、失策,但相關的經驗教訓可以總結,這就需要在黨的會議上,自由地發表個人意見,批評任何人,同時也應允許犯有工作上錯誤的人改正錯誤,只要在工作中努力執行黨的方針政策,也允許保留意見。耀邦同志認為,這類矛盾在黨內一般不具備對抗性。
  因為工作上、認識上的不同意見,而導致同志關係之間的裂隙、成見,一味上綱上線,必欲除之而後快,實在是一件令親者痛、仇者快的傻事。比如說,在思想領域中,有人強調反封建意識多一點,有人強調反資本主義意識多一點,難道不可以耐心多討論幾次嗎?耀邦同志在1986年4月11日一個座談會上說:“周揚同志是馬克思主義者。……即使有‘自由化’的觀點,也不能說是自由化……社會主義生氣勃勃的創造,沒有氣氛不行……”
  第二類矛盾,他認為大部分也屬於一種非對抗性的矛盾,如對黨和人民利益不關心、淡漠,而對個人利益斤斤計較。“但是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,嚴重以權謀私,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、本部門的小集團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,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”。他把黨內的消極因素區分為這樣兩種,並提出了黨內對抗性矛盾的看法。
  他認為把黨內對抗性的矛盾與非對抗性的矛盾分清楚,關係極為重要。他說:“這是一個大界限。抓住這個大界限,才能把這種謀私的問題同工作上、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。”當他說到一些黨員和黨產生了對抗性的矛盾,其中觸犯國法的,還要依法處理時,他又說出了一個新的法學觀點:“當然不是說,這種對抗性的矛盾就是敵我矛盾,這些人就是敵人。”
  毛澤東同志在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一文中說過:“人民犯了法,也要受處罰,也要坐班房,也有死刑,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,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,有原則的區別。”耀邦同志說的黨內產生的對抗性矛盾並非就是敵我矛盾,這些人就是敵人。我認為他的想法和毛澤東同志的論斷,十分接近。看來他的這一觀點,也並非是什麼新的法學觀點,而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,就應直接面對的,如何執政、如何依憲執政、如何治國理政最迫切的問題。
  我黨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說過:“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,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,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。”這是我黨轉移工作中心,又未忘卻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。經過三十多年,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,出現了若干新的社會階層,我國憲法反映了這種深刻的社會變化。如何應對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呢?現在更多的是用法治理念和方法處理階級鬥爭問題。這是我黨執政以後,適應時代、歷史、社會進步的必然轉變。而毛澤東當年的思想即反映了這一歷史觀。我國切不能再以他的“文革”思維為指導,而拋棄了他光輝思想的一面、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一面。否則豈不幼稚?
  前些日子,有的同志說,現在強調階級鬥爭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。承認並堅持階級鬥爭觀點的人,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,連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、政治家梯也爾等人也不反對。不過有些同志的認識並未分清我黨在執政前後,在階級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的現實。說到專政,也需指明,我國的專政機器向哪個階級專政?又如何保障人民中的這一部分,不向另一部分實行專政?我認為毛澤東對於人民內部的犯罪,對專政的解釋更為占理,他這種理論、實踐工作沒有做完,沒有做徹底,就改變了初衷,現在正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的必然趨勢,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個名堂,昭大信於天下的時候。
  如何處理

  黨內兩類矛盾
  教育活動、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,長期與階段之分,但最終還是要看,依憲執政、依法行政,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;防腐廉政的制度、體制、機制建立起來沒有。
  兩類矛盾同時存在於黨內,那麼究竟如何分清輕重,妥善處理呢?耀邦同志認為:“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,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、搞重了。”接著又說:“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,缺乏鮮明的立場,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帶有對抗性質,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。這也就是鄧小平同志指出的:軟弱。我們應當努力剋服這種軟弱狀態。”
  我黨幾次下決心要解決這類對抗性的矛盾,解決那些把個人利益,小集體利益凌駕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的,嚴重違法亂紀,嚴重以權謀私的黨內腐敗分子。這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或小集團的既得利益,就公然踐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。目前暴露出來的重大案件,無一不和權力和金錢聯姻有關。不需別人定性,廣大群眾早已對這類惡劣現象有了最鮮明、最生動的概括,那就是權錢交易、官商勾結、壟斷利益固化、輸送國家利益、既得利益集團、權貴市場經濟……但多次教育活動效果都不明顯。這屆黨中央,通過黨內群眾路線教育,制定了端正黨風廉政的八項規定,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,要遵守憲法,要依法治國;要進行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。大的貪腐老虎固需打,成群的蒼蠅也不能讓它亂飛。有些大貪腐的高官,和黨的矛盾當然是對抗性的。
  這場黨內教育活動、反腐活動,對中國共產黨的再生建設意義十分重大。當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,但中國貧富差距超過世上公認的警戒線;甚至出現了一些受某些公權部門保護的既得利益固化集團。這些弊症都已是不爭的事實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竟然損害了人民利益,危害了共產黨機體的健康。當前的反腐鬥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十分必要的,也是解決黨內兩種矛盾的有效途徑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、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,長期與階段之分,但最終還是要看,依憲執政、依法行政,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;防腐廉政的制度、體制、機制建立起來沒有。
(原標題:胡德平:貪腐高官與黨是對抗性矛盾)
(編輯:SN0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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